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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黑惡犯罪團伙”案件的有效辯護

李嘉诚理财分配工资 www.413249.live 來源:大成辯護人    瀏覽量:27   時間:2020-03-30

2018年9月,由趙運恒律師帶隊、于興泉、郁淋及王珺律師共同承辦了一起“黑惡犯罪團伙”案件。經律師團隊不懈努力,歷經十八個月,今案件宣判,各被告人“黑惡團伙”的帽子被摘掉,起訴書指控的七起具體犯罪事實中,法院僅認定三起。被告人均表示不再上訴。

在全國掃黑除惡專項行動的嚴峻背景下,能夠說服檢察官、法官既不降低、更不拔高,依法認定案件不構成“黑惡”,離不開律師的的有效辯護及不懈堅持,今記錄本案有效辯護之若干著力路徑。

一、用專業和真心,贏取委托人信任和配合

我們接受委托后,對案件背景、公司的設立情況及組織運營模式、人員組織框架、相關人員的違法犯罪記錄進行了初步的梳理,這讓我們對案件的起因、將來的走向及可能涉嫌的具體罪名等情況,有了初步的掌握和判斷。

同時,我們與家屬進行充分的案件交流和探討,對因案件給當事人帶來的其他困擾,逐一分析,制定合理方案解決。充分有效的溝通,不僅給予其安慰,更讓他們切實理解我們的用心和努力,建立了穩固的信任關系,并最大程度的配合我們的辯護工作。

二、庭前辯護,從細節處依法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

(一)普遍做法不等于合法

本案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后,辦案機關通過網絡、張貼通告、電視等渠道公開征集當事人的黑惡違法犯罪線索,這也是掃黑除惡專項行動的普遍做法。但經我們研判后,認為該做法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甚至有“有罪推定、未審先定”之嫌,除了書面抗議,趙運恒律師還及時發表文章,對公開征集違法犯罪線索的行為的進行了法律評析。

可見,除了關注案件本身的程序與實體之外,還應當具有質疑一切的精神,最大限度地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

(二)對限制會見的突破

審查逮捕期間,看守所突然告知我們被公安機關限制會見。當地律師稱涉黑涉惡案件不允許會見為常態,不足為奇。但我們堅持認為,限制律師會見沒有法律依據,并且在刑事拘留期間并未限制會見,審查起訴階段的限制更加突兀!我們先后與辦案人、辦案機關領導及上級公安機關多次聯系反映,要求繼續會見。多次交涉后,辦案機關領導同意給與律師開具批準會見的介紹信,之后方可會見。此過程雖然繁瑣,所謂批準會見的介紹信也沒有依據,但終究是允許了律師會見,看守所也未再設置其他會見障礙。由此可見,必須不懈爭取,才有可能保障律師的會見權及當事人的訴訟權利。

(三)調查取證,推翻指控的犯罪時間

經過仔細分析,在指控的五起強迫交易案中,其中犯罪數額最高的一起事實的發生時間,與客觀事實不符。指控稱被告人阻攔他人卸貨,強迫他人退出特定經營,迫使施工方使用被告人銷售的貨物,但被告人堅持辯稱是與施工方事先約定好兩家供貨商按天次輪流供貨,不存在阻攔他人卸貨的情形。

我們反復推敲、與被告人核實,發現10月1日(供貨第一天)是由所謂被害方供貨,第二、三天是被告人送貨,第四天才發生了所謂的阻攔卸貨事件,這完全不符合常理,因為在沖突發生前,被告人已經順利供貨兩天,如果存在強迫交易的情形,沖突早在10月1日號一早就該發生,但2號、3號被害方并沒有送貨,施工方也沒有對被告人送貨提出任何異議,況且在沖突發生后的幾天里,雙方都有供貨的記錄,可見事先肯定是得到了施工方的同意,否則兩家不可能達成這種“默契”。

根據這條思路,辯護人多次前往被告人企業調查核實,最終調取了一本企業當年的調度記錄,明確載明10月1日該企業并未向施工方調度車輛派發任何貨物,2日、3日才開始調度車輛向施工方供貨,完全印證了被告人的說法。辯護人將此書證原件提交法庭后,公訴人同樣對此予以認可。最終法庭以證言不一致、強迫時間不確定、是否得到施工方允許無法核實,采納辯護人意見,認定本起指控證據不足,不構成強迫交易罪。

(四)程序跟蹤,不斷提交律師意見

因辯護人提出多處重大證據矛盾及瑕疵,案件在經歷審查起訴階段兩次退回補充偵查后,又在法院審判階段兩次延期審理。我們每次都針對辦案機關新補充的證據整理詳細的閱卷報告,及時提交有針對性的書面法律意見。尤其是在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辯護人分別就自己代理的當事人,多次與承辦人當面或電話溝通,促使檢察官充分重視辯護律師的法律意見。

最終,檢察官認可律師的法律意見,在當前掃黑除惡運動的部署安排背景下,起訴書沒有再堅持偵查機關定調的“黑惡犯罪集團”,而認定為“惡勢力團伙”,算是有效辯護的階段性成果。

三、法庭上精細化辯護,主要辯護意見被采納

(一)對證據進行精細化整理、分析,多角度呈現對被告人有利的事實

本案經歷了偵查、審查起訴三次延期二次退回補充偵查、法院階段二次延期審理,辦案機關利用了幾乎所有的訴訟程序,用滿了全部的時間。

如故意傷害案中,雖然通過法庭調查能夠證明被害人具有追趕、挑釁既而企圖毆打第一被告人的事實,但合議庭無法了解到事發現場的危急程度,不能理解被告人反抗、自衛已迫在眉睫。于是,我們綜合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及被告人供述,繪制了事發時各個在場人員及車輛的位置圖。位置圖直觀地顯示:當時被告人駕駛的車輛已經被被害人的兩輛車、被害人電話糾集來的證人(具有利害關系)的兩車輛包圍起來,沒有任何出路!由此,被害人的過錯及被告人防衛的性質不言自明。

同樣是故意傷害案中,最初只有兩份鑒定報告(案發當年及七年后的現在),但趙運恒律師指出,《監護記錄》記載的均是瞬間的心率,但是評估應該是對穩定的、整體的心率予以評價。被害人兩次病例中均記載心率108,說明其穩定的是心率108。鑒定意見依據監護記錄幾十次心率數值中僅兩次超過110的情況來認定被害人構成重傷,顯然違背客觀事實,應當再次重新鑒定。經過我們反復的闡述理由爭取,法庭由最初的消極態度轉變為同意我們的申請,并在開庭后啟動重新鑒定程序,可見通過精細化辯護,已經影響到了法官對案件事實的判斷。

(二)通過發問延伸案件事實、運用經驗常理進行辯論,影響法官的自由心證

筆錄容易斷章取義、容易為了辦案而記錄,因此很難展現事件全貌。如本案涉及的尋釁滋事罪,第一被告人未參與該起事實,但是事后賠了一輛新車給對方,而對方車輛僅僅是擋風玻璃破裂受損,公訴人以事后賠償為由試圖建立第一被告人與該事件的關聯。然而通過法庭發問才知道,原來對方不滿足于更換車玻璃,在第一被告人的售樓部無理取鬧了整整一個星期,導致售樓部的銷售工作停滯,造成了惡劣影響。為了息事寧人,和氣生財,第一被告人才決定賠一輛新車給對方。通過詳細而有有的放矢的發問能夠感知到,第一被告人是被敲詐勒索的一方。即便不能通過舉證證明,也能一定程度地讓合議庭了解事件的另一面。

本案故意傷害行為發生后,被害人要求第一被告人賠償高達100萬元。法庭上,我們換了一種思維反向推斷:如果第一被告人是惡勢力的話,不可能忍受對方的高額索賠,相反其很有可能不賠償或者是少賠償,這才與惡勢力為非作惡、欺壓百姓的本質特征相吻合;高額賠償反而說明第一被告人是被欺壓的對象;另外,本案被控的強迫交易行為,指控的五起事實橫跨了十年,這種頻率不可能是身為第一被告人的老板統一授意的。上述,皆是普通老百姓都能理解的常理。趙運恒律師立足于證據但不限于證據進行法庭辯論,結合運用經驗、常理說服了合議庭。

庭審前,我們都達到了對案件碎片化掌握的程度;開庭時,我們對案件的碎片化掌握經過提煉后以整體化地形式呈現,尤其是在法庭辯論環節。以本案指控的故意傷害罪和尋釁滋事罪為例。我們在質證環節指出各被害人陳述與各證人證言的橫向矛盾、縱向矛盾之處,以及被害人與證人的利害關系,攻擊控方的指控體系;在辯論環節提煉證據內容后講述一個與指控事實不盡相同的故事,將被害人糾集人員鬧事、辱罵、圍堵、毆打被告人的真實過程呈現。細節講得越全面完整、越具有畫面感,故事越符合邏輯和常理,對合議庭的說服力越大。

我們通過上述辯護工作,說服了合議庭本案指控事實不具備黑惡案件“為非作惡、欺壓百姓”的特點。2020年3月本案宣判,一審判決采納辯護人的意見,對各被告人不予認定為惡勢力犯罪,而僅以普通犯罪處理,真正實現了對案件不降低、不拔高的原則要求。律師團隊的專業與堅持也獲得了當事人、家屬及法庭的尊重與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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